宁波：港口城市的挑战-王丹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王丹（恒生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2008的全球金融危机将大部分国家拖入长时间的衰退。之后的十年，中国大部分的港口城市，包括宁波在内，发展都不甚理想。但与此同时，依托数字经济的城市强势崛起，典型的代表是杭州。这反映了一个全球性的趋势：传统货物运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而信息产业发展并不依赖港口。

2020年的新冠疫情再度将全球拖入经济衰退。在本轮的衰退影响下，中国港口城市却呈现了截然不同的局面。宁波 - 舟山港在2020年完成货物吞吐量11.7亿吨，甚至比2019年增长了4.7%。疫情后，全球对于中国产业链的依赖并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对出口和港口的需求一直保持高位至今。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这种局面还能持续多久？

如果仅仅观察短期的趋势，中国的出口优势至少要维持到2021年底。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大规模补贴住户部门带来的消费品进口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几个亚洲制造大国疫情再起导致的产能转移，一部分来自印度等南亚国家，另一部分来自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出口集装箱“一箱难求”的局面从去年下半年延续至今。值得一提的是，进口的增量也同样在高位运行，进入2021年后中国进口增速超过了出口。

全球趋势不利于传统货物贸易

长期来看，全球贸易的长期趋势并不利好港口城市。欧美国家的需求对中国港口航运有决定性的影响。港口货物通常来自中转或者经济腹地的生产。中国港口的国际中转货物率偏低（国内最大集装箱港上海港仅为14%，相比釜山港为65%，新加坡为90%）。中国港口航运的货物主要来自国内厂商，其中70%以上的价值运往欧美国家。

产业链的全球再分配会降低中国出口消费品的比例。美国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认识到过度去工业化导致的贫富差距问题，开始重视国内制造业发展。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更是把吸引制造业回流美国作为主要的施政纲领。拜登上任后即宣布要建立“替代供应链”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由于欧美本土制造业的占比很难上升，企业会努力在中国之外建立替代性的产能，以避开地缘政治风险。预期疫情后之后，最终消费品的生产和出口会部分转移至东盟和其他新兴市场。但是，由于中国全产业链的优势，中间品的生产仍然很难绕开中国。

国内政策带来的挑战

中国在发展初期，战略是通过大量资本投入扩建设施，追求吞吐量最大化。在2018年，宁波-舟山港产能利用率仅为63%，产能显著过剩。同时各地区间竞争激烈，缺乏协调，导致沿海岸线的港口城市都以建设国际性航运中心为目标，常常导致恶性竞争的局面。

在港口利用方面，宁波-舟山港直接面临来自上海的压力。两个港口同属长三角，分别是世界的第一和第二大港。全球还没有在一个狭小的经济圈内出现两个国际性航运中心的先例。国家的先行先试政策不断扩大了上海在区域经济中的影响力，上海港对长江港口的业务整合能力很高，制约了宁波的国际物流中心建设，而且宁波还要接受上海港物流高端功能和新业态带来的压力。随着时间推移，二者之间以及和周边中小港口的竞争必然会愈发激烈。

为了提高港口竞争力，宁波在国内外建立了15个“无水港”（内陆地区具有报关等港口功能的物流中心），连接四川、陕西、湖北、新疆等内陆省份，将港口腹地扩大至2500公里。扩大经济腹地对于未来宁波港口的繁荣至关重要，其最终规模取决于物流基建建设和跨区域的协调管理能力。2020年宁波的出口依存度达到51.6%，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从事与外贸相关的工作。特别是，跨境电商的增速超过了传统货物贸易，在2020年，跨境电商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例上升至23.2%。

在未来10年，“碳中和”和绿色发展是更大的挑战。宁波是华东地区最大的大宗商品转运和仓储基地，主要为长三角工业提供铁矿石、煤炭、原油、液化天然气。宁波支持的产业包括长江下游的扬子石化、镇海炼化等炼油厂，北仑、宁海这样的大型火力发电厂，还有宝武钢、南钢等钢铁厂。目前由于经济复苏节奏加快，国内外对重化工原材料的需求在上升。但是，中央已经提出了要在2025年达到煤炭消费的峰值，并在2030年“碳达峰”，这意味着能耗高的重化工行业将很快迎来新一轮去产能。

制造业转型升级

宁波港口是深水良港，自然条件极为优越，可以停泊不同吨位等级的国际大小集装箱班轮。在发展初期，城市依托港口吸引了大量重工业，因为沿海的地理优越可以降低进口原材料和出口制成品的运输成本，为生产提供更大的规模回报。但这也导致宁波的临港工业大都处于产业中上游，产业链很短，附加值低。很长一段时间里，宁波除了部分龙头企业有一定技术优势，大部分企业没有掌控核心技术和部件，处于产业链中下端。2015-2016年前后的去产能给当地重工业带来巨大冲击。

2017年后，宁波制造业前景逐渐改观。城市先是被列为国家级的制造业转型先行区，战略重点逐步确立在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2020年，“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至宁波。宁波逐渐形成了若干条细分领域的标志性产业链，包括稀土磁性材料、高端金属合金材料、专用装备、光学电子元件等。宁波在高档数控机床和关键精密零部件具有国内一流水平，在芯片制造也形成了集群效应，包括中芯国际、宁德时代、江丰电子等。

虽然宁波的高等教育人才储备不及杭州，但是利用制造业优势开发了当地的教育资源。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是以高端装备制造、绿色石化等为重点的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基地。宁波诺丁汉大学通过中英联合高等教育项目，利用多种扶持政策吸引外来人才。根据宁波市人才办的统计，2019年宁波的常住人口增加了34万，几乎是前一年的两倍，制造业人才流入的增长率在全国城市居于首位。

青岛、大连、唐山等港口城市面临和宁波相似的挑战。全球经济的信息化转型意味着传统货物贸易对经济增量的贡献会下降，人才也会大量流入数字产业。依赖于货物运输的港口城市需要提升港口服务的附加值，但更重要的是制造业升级。因为附加值最高的服务业，包括金融、互联网和工业设计，都需要依托强大的制造业才有应用场景。新兴技术产业如工业物联网、5G将成为智能制造的关键，也会为宁波这样的传统港口城市提供新的竞争力。

参考：《中国港口的产能过剩》鲁渤、汪寿阳，2018，科学出版社。

（作者为恒生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恒生中国助理研究员徐玉倩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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