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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为什么设立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

 
恒生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王丹
 
2021年6月,中央宣布将浙江建设成为共同富裕示范区。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选择浙江。“共同富裕”最重要的前提是富裕。浙江有其明显的经济优势:作为中国最富的省份之一,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20年达到5.2万元(8100美元),仅次于上海和北京。更引人注目的是它在农村经济中的表现。中国许多省份都有强大的城市经济,如湖南和内蒙古,但他们的村庄发展明显之后。相比之下,浙江的农村收入在过去30年一直位居中国前列。它还率先在宅基地、耕地流转和土地征用方面进行了改革。因此,浙江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全国最低的之一,仅略高于天津。
按照计划的设想,浙江要在2035年将人均GDP和收入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意味着在未来14年间,经济年化增长率大约要达到5%。这个任务有一定困难,但并非不可实现。2019年浙江增速为6.8%,即使在2020年,正常的生产计划被新冠疫情打乱,GDP增长率仍然达到了3.6%,显著高于全国的2.3%。尽管如此,浙江在很多方面的竞争力仍有待增强,其中一个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虽然浙江是中国第四大经济体,但其FDI数额仅排全国第九位,而FDI占GDP的比重排第14位。浙江民营经济发达,但这并不意味着外资就不再重要。FDI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升级技术和产业链,还会显著改善当地法治和营商环境。中国过去的经验和学术研究都表明,在外国直接投资较多的地方,对解决商业纠纷的正式机制的需求要比其他地区高的多。如果一个地区是以本地企业为主,大家解决问题会倾向于更多使用非正式机制,利用个人关系网络而非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浙江是一个以创业闻名的地方。温州曾以发达的民间借贷和紧密联系的商业社区闻名。然而,2010年的一场金融危机打乱了温州发展的节奏,当地房地产市场崩盘导致大量企业资金链断裂。从那以后,民间借贷就变得不那么活跃了,民营经济发展放缓。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浙江内部的产业结构也经历了重大转型,最引人注目的是数字经济的崛起。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总部在杭州,围绕该公司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包括电商、风投、科创企业等等,这反过来又刺激了阿里在其他领域的创新。
中国设立的所有开发区或示范区都是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而设计的。比如深圳经济特区促进了市场改革和贸易,上海浦东新区促进了金融自由化,雄安用以解决北京的“大城市弊病”,同时试验建设一个面向未来的智能低碳城市。而浙江示范区的建立是为了解决不平等问题。和减贫相比,实现平等是更加困难的目标,世界上的大型经济体还没有过成功的先例。截止2020年底,中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仍在加剧。特别是在疫情之后,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过去这些试点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中央的权力下放。一旦试点方案和总体目标确立,中央就很少在微观层面干预地方官员如何实现目标。目前,以自由放任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北京共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另一条路径,即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增长模式似乎能够通过给地方政府试错空间来纠正国有部门的诸多不足。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取得了惊人的增长,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但收入不平等是另一回事。按照官方数据,中国仍然有6亿人每月收入低于1千元人民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稳定的经济增长、城市化和收入分配的剧烈改革。
研究历史会清楚地展示中国在改革中的实验主义作风。最大的成功案例是深圳经济特区。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区一般就是指工业园,通常有几十家公司在此设厂,同时国家给园区一些税收优惠来吸引外资。深圳从一开始就雄心勃勃得多。它没有局限于一个工业园区,而是逐步成长为一个巨大的城市。深圳特区的设立用以一种独立的方式来尝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将深圳从1980年代的小渔村发展为今天的贸易、制造和创新中心。浙江的实验将为城市化和缩小城乡差距提供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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